为贯彻落实《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发扬我院在中国西南历史与考古的优势与特色，拓展东南亚历史与考古研究，我院今年将开展“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历史与考古系列讲座”。2023年4月12日下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研究员应邀于集贤楼312会议室为我院学子带来题为《巴蜀青铜文化的结构—兼论青铜器群视角下巴蜀政治中心的变迁》的学术讲座，本讲座系“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历史与考古系列讲座”的首场讲座，由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院长蒋刚教授主持。

白院长主要从“青铜器群：早期文明政治中心的重要象征”“三星堆王国的兴起与宝山政治中心的出现—夏代至商代中期的巴蜀文化格局”“十二桥王国早期的兴盛与宝山政治中心的发展—商代晚期的巴蜀文化格局”“由‘神’入‘礼’：巴蜀‘向化’与政治中心的再迁移”“从南土到南蛮：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五个方面进行讲解，最后对报告进行总结。

讲座开始，白院长谈了他对青铜器群的理解，并对青铜时代巴蜀文化的分布区域、代表性考古学文化或遗存类型以及绝对年代进行归纳总结，为大家更好理解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巴蜀文化面貌提供了帮助。在谈到夏代至商代中期巴蜀文化问题时，白院长认为商代中期以前的成都平原政治中心经历了从宝墩文化城址林立，到鱼凫村城的一统，再转移到三星堆古城三次权力中心的转移。

随后，白院长介绍了商代晚期重要的三星堆祭祀坑铜器群、富林铜器群和四川盆地东部、鄂西的铜器考古发现。白院长认为三星堆祭祀坑铜器群的年代应归入十二桥文化早中期，并给出了五个理由来证明这一观点。对于西周至春秋早期巴蜀文化的走向这一问题，白院长从这一时期重要的青铜器考古发现分享了他的看法：一是金沙遗址群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六期，其中第三期为西周早期，第四期为西周晚期，两期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年代缺环。二是金沙与竹瓦街两个铜器群存在很明显的差异。三是这一时期的金沙遗址群由十二桥文化转变为新一村文化，遗址群在西周中期出现了的文化断层，意味着金沙作为都城遭到了放弃。

白院长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青铜器群考古发现大体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春秋中晚期、战国前期、战国后期至汉初。其中，春秋晚期的铜器群多见于成都平原，四川盆地东部从战国早期始见铜器群。此外，白院长提出晚期巴蜀青铜文化有尚古倾向（主要是大量兵器等保留有商、西周时期风格）、崇楚风尚（高等级墓葬中楚文化铜器较多）和创新精神。

讲座末尾，白院长对报告内容进行总结，从整体上看，古代巴蜀地区的青铜文化具有二元性：既始终存在商文化、周文化、楚文化的若干域外元素，又一直存在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器。若进一步细分，巴蜀青铜器还可以分为巴和蜀两个子系统。巴蜀青铜器的生产经历了萌芽期、古典期、空白期和新生期四个发展阶段。蜀文化政治中心在形成时期经历了从多元到一统，进入国家阶段后，经历了从广汉三星堆到成都金沙，再迁移到成都西边的郫等地，最后又回归到今成都市区，大体是围绕着成都在迁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为古蜀文化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与白院长进行学术对话，对巴蜀青铜文化的结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见解，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蒋刚教授首先对白九江院长表达了感谢，感谢他多年对我院考古学、历史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并提醒同学们，今天的讲座在如下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是学术研究要有整体观，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注意多地区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二是重视考古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任何结论的得出要有坚实的考古学证据；三是考古学最终都是要解决重要历史问题，要通过考古学现象的分析进入历史学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