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档案：
邬文玲，女，汉族，1971年11月生，籍贯重庆武隆，重师历史系89级学生，1993年参加工作。199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自2003年7月起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古代史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秦汉简牍与秦汉历史研究。
主要成果：参与岳麓书院藏秦简、里耶秦简、安徽天长纪庄汉墓木牍、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玉门关汉简、悬泉汉简、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等出土简牍的整理释读与研究，合作出版《肩水金关汉简（壹—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柒、捌、玖）》《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秦律研究》等简牍整理成果和研究著作，以及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的研究》、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等译著；独立发表《汉代赦免制度施行程序初探》《始建国二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考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释文补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断简缀合与研究》《“合檄”试探》《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光和六年自相和从书>研究》《里耶秦简所见“户赋”及相关问题琐议》《汉代“使主客”略考》《简牍中的“真”字与“算”字——兼论简牍文书分类》《居延汉简“功劳文书”释文补遗》《新莽时期的一枚文书残简》《敦煌汉简中的一件买卖契约》《简牍所见汉代的财政调度及大司农属官》《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赦令初探》等多篇学术论文。
采访内容：
1.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到重师历史系学习？
我选择到重师上大学，除了高考成绩因素之外，跟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有关。我出生在武隆和顺金坪村，虽然爷爷和父亲都是中学教师，看似比普通农家的收入多一些，但家里没什么劳力，田地农活基本靠母亲一人承担，还要照顾老人，很难从土地中获得额外的收益。实际上我家的经济负担十分沉重，有时比普通农家还要困难。一是奶奶和曾祖母都生病多年，需不断求医问药，后皆医治无效而不幸先后去世，丧葬用度亦不菲。二是爷爷和父亲都很重视教育，家中子女到了上学年纪，不论男女，皆需上学，当时家里要供小姑姑、我和我的两个弟弟共四个人上学。因此，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有什么积蓄。碰到家人生病住院的情况，更是需要向亲戚朋友举债医治。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为了筹措医疗费，父母把家里唯一的耕牛都卖掉了。
当时按照国家的政策规定，就读于师范院校不用缴学费，每个月还发放一定的生活费，还有机会获得奖学金。经过综合考虑，我首选填报了重师。至于选择历史专业，则是抱着点儿“偷懒”的想法。师范院校毕业后主要是担任中学老师，我高中是文科生，可选择中文、历史、英语等专业。中学的语文、英语都是主科，每周的课时都很多，而历史的课时则比较少，相对轻松一些，所以选了历史专业。当然我也很喜欢历史，高中的历史老师讲课生动有趣，让我对历史产生了兴趣。
2.您在历史系读书时的主要记忆有哪些，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我上学是在沙坪坝陈家湾重师老校区，双阙式的校门设计和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校名“重庆师范学院”，至今记忆犹新。也许从进校门的那一天起，就与郭老有了某种缘分，我现在工作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郭老是首任所长，郭沫若纪念馆也由研究所党委统一领导。
虽然当时重师并不是重点院校，但历史系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我们年级共两个班级，一个历史班，一个政治班，课程设置相应分别侧重历史专业和政治专业。我所在的是历史班，开设的课程门类齐全，除了中国史、世界史、地方史、专门史、史学史、史学理论、古代汉语、文献学、考古学、宗教学、英语等各种专业必修课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选修课和素质教育课，比如《史记》研究、古代人际关系概论、教育学、心理学、音乐、美术、体育、摄影、绘画、写作、成才修养、教材教法等。老师们授课认真负责，各有千秋。有的幽默风趣，有的侃侃而谈，有的娓娓道来，只要认真听讲，每堂课都能获得新知。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老师们的授课场景仍然历历在目，仍然记得陈前进、胡国然、张模超、肖堂炎老师讲授的中国史，邓晓、王统、胡巧、冀伯祥、黄跃庆老师讲授的世界史，王德裕老师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常云平老师讲授的四川史，徐景重老师讲授的历史文选和《史记》研究，管维良老师讲授的考古学概论，赵昆生老师讲授的古代人际关系概论，刘东刚老师讲授的心理学，沈双一、何瑛老师讲授的中学历史教学法……。除了必修课之外，我基本选修了系里开设的所有选修课，各门功课都作了比较详细的笔记。每到期末考试前夕，我的课程笔记颇受同学们的青睐。除了授课教师外，辅导员老师也尽职尽责，我们有三任辅导员，分别是刘东刚、李刚和王容金老师。不论授课教师还是辅导员老师，都对我们关爱有加，对学业、就业、人生都提供了有益的指导。1993年我毕业的时候，面临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就业选择，一是去广东中山市的中学（工资每月700余元），一是去重庆师专（今重庆文理学院，工资每月100元）。虽然仅就单位性质而言，不难分出高下，但有工资落差巨大的诱惑，让人难以抉择。老师们都很关心，为我的就业选择问题，也大体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去重庆师专，主要理由是认为高校的平台比中学好；一派支持去广东中山，主要理由是那里更为开放，机会更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最终我选择了到重庆师专工作。去报到的时候，王容金老师专门写了一封信，委托她在师专工作的同学刘宗贵老师关照我。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即使离开学校多年，老师们仍然挂念着我，关心着我的成长，并全力予以支持和提携。后来我到北京上学、工作，老师们有机会来北京，也总不忘叫上我一起欢聚。李禹阶、常云平、陈前进、沈双一等诸位老师都曾在北京多次相见。
3.您从重师学子一路成长为历史研究界的知名学者，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成长心路历程吗？
我1993年从重师毕业，当时选择考研继续深造的同学不是很多。我们那一届共有120多位同学，记得只有两位同学考上研究生。我最初也有过考研究生的想法，不过那时对研究生还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概念，只是直观地理解为本科之后需要继续上学、深造。当时宿舍的同一楼层住有中文系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她一个人一间宿舍（我们是七个人一间宿舍），似乎也不需要去上很多课，觉得她有些像一个神秘的存在。等到毕业季，我感觉自己颇有些热血青年的意味，觉得呆在校园的时间太长了，需要先工作了解社会之后，再找机会去深造。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不是太宽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选择了先就业。早些年大学生毕业后，一般是国家直接分配工作，少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尤其是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往往会分回生源地，再由当地教委分配到县中学或乡中学教书。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规定总成绩年级排名前15%的学生可以直分，意即可以自主寻找就业单位，签署就业协议之后，学校可以直接派遣到自主选择的单位。我当时成绩在年级前15%之列，所以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重庆师专，也就是现在的重庆文理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讲授中国古代典籍选读和中国古代史两门课程。我在重庆师专一共工作了三年时间。
踏入学术研究道路，其实有点偶然，并非从小立志。虽然在本科阶段对各门历史专业课程都学得兴致盎然，但主要是在获取历史知识，还没有产生明确的要从事历史研究的意识。在后来的教学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只有本科阶段的知识储备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当时重庆师专位于黄瓜山深处，交通不便，与外界沟通较少，整体氛围较为蔽塞，也让我萌生了离开的念头，所以工作三年后，我决定报考研究生，最终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跟随孙家洲老师学习秦汉史。
之所以选择秦汉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一方面是因为在重师上学时，陈前进老师讲授的秦汉史生动形象，让这段历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又选修了徐景重老师讲授的《<史记>研究》课程，徐景重老师学识渊博，也时常用自己早年带着馒头整天泡在国家图书馆看书学习的经历，鼓励我们勤奋学习，尤其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史记》。徐老师当时说：“谁的课程论文写得好，我就把杨燕起先生的《历代名家评<史记>》送给谁。”后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与《史记》相关的主题，跟徐老师的授课关系密切。
硕士毕业之后，在博士阶段选择报考简牍学，则是得益于孙家洲老师的指导。简帛学这门学科在当时还属于冷门，我从孙老师开设的秦汉史史料学课程所介绍的各种史料中，初次接触到简牍资料和简牍学，记得孙老师当时就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但我那时并没有对简牍学做更深入的了解。
我报考博士生的那一年，谢桂华老师刚评为博士生导师。那时很少有人报考简牍学这个有些冷门的专业，谢老师便向同行们打听有没有要考博的学生。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所徐世虹老师的联络下，孙老师推荐了即将毕业的我报考谢老师的博士。
记得初见谢老师时，我颇有些惶恐，因为我那时还不知道简牍学是干什么的。我就问谢老师：“我什么都不懂，能学会吗？”谢老师是一个特别有鼓动精神的人，像个宣传家一样，几分钟就说服了我。谢老师拿自己举例，说他虽然工作比较早，但是受文革的影响，中间十几年没做过研究。文革结束后，正好西北汉简需要整理，谢老师自己也面临着选择研究领域的问题，于是在所里张政烺等先生的建议下，他加入了研究西北汉简的团队，开始从事简牍整理研究工作。谢老师说他那时也不懂古文字，也没摸过简牍，虽然墨迹清楚的字辨认起来问题不大，但是比较模糊的、很潦草的或一些异体字辨认起来就很困难。所以他每天回家就查看《说文解字》等各种工具书，边学边干。谢老师当时鼓励我说：“我四十几岁才开始学简牍学都能学好，你肯定也没有问题。”谢老师的一番话深深地感染了我。
在决定报考后，我跟孙老师说打算先报考试试，结果孙老师很严肃地对我说：“怎么能试试呢，要考就得考上！”顿时让我端正了对待考试的态度，认真备考。最后我如愿成为了谢老师的博士生。在谢老师的教导下，逐渐步入了简牍学研究领域。2003年，我博士毕业之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古代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简牍学与秦汉史研究。
4.您现在对学院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您觉得这三十年来，学院有哪些大的变化？
我入学时学院还是历史系，还没有硕、博士点，经过老师们多年的付出和努力，发展到如今的历史与社会学院，已经有了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历史学（师范）、文物与博物馆学、社会工作三个本科专业，师资力量更为雄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了飞跃提升。科研产出、科研平台建设的成果也非常喜人，我不仅于2018年和2020年先后回母校参加过“秦汉国家、族群与社会发展研究”学术论坛和“先秦汉晋时期的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研讨会等学术活动，而且2018年10月，我所在的研究机构有幸与母校历史与社会学院合办了一次简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常云平老师和学院各位老师的鼎力支持下，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圆满，一百余位参会的中外学者至今感念不已。可以说，学院的发展日新月异，一年一个新面貌和新气象，无论是学院自身发展，还是为学校发展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在教育界和学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5．您对学院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对在读的师弟师妹们有什么寄语与厚望？
目前学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专业设置等方面都形成了一些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希望学院一方面保持既有的优势和特色，一方面拓展更多的学科生长点，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学界的合作与交流。衷心祝愿学院发展得越来越好！
本科阶段是一个夯实基础、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重要阶段，最重要的是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历史学是一个综合性学科，不论文史哲还是数理化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只要有条件有机会，都应该有所涉猎。比如我所从事的简牍学，也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简牍资料的发掘提取，需要考古学的知识；简牍载体的保存，需要物理、化学、文物保护学的知识；简牍文字的释读整理，需要文字学、文献学、文书学的知识；简牍内容的研究，需要具备相关的历史学以及哲学史、宗教史、天文史、法律史、思想史等专门史的知识。希望在读的师弟师妹们，能够在积累广博知识的基础上，找到自己一生的志趣所在，将来能够取得瞩目的成就。当然，也十分期待有师弟师妹能够加入简牍学研究队伍，成为我的同行！
5.您对校友工作开展有何建议？
母校即将迎来七十周年校庆，学校目前的校友工作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自2020年10月学院成立校友分会以来，各年级校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觉得非常好。建议除了程序化的活动之外，多开展一些温暖的、像大家庭团聚的活动。也可以设立学院校友公众号，一方面有利于及时发布母校和学院的动态，加强校友与母校、学院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为学院校友们提供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有利于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