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学人走过的路，见过的景，弥足珍贵。基于此，我们约请学院一些老专家将其求学、工作的经历写成回忆录，供青年学子体验和回味，深刻理解他们不懈的奋斗精神，化作我们前行的动力。继杨华教授之后，邓晓教授也应约赐稿。邓老师很关心学社学生的成长，曾于2021年10月为我们作“史前文明问题再思考”的讲座，高论迭出，体现了精彩的学人风范。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书山之路，我时常羡慕那些具有学习天赋的同行，因为在这条路上自己老是步履蹒跚。我努力地秉承“勤为径”的教诲，在前辈身后追随，走得困难，但也信心满满。

1.从小学到大学前夕

我是1963年入小学的，是重庆主城的普通六年制学校，离解放碑不远。读到四年级时“文化大革命”（1966年）便开始了，在停课两年后的1968年“复课闹革命”才又走进教室。那时候学习压力小，轻松地迎来了1969年小学毕业。接着又先后读起了“戴帽子初中”（小学校办初中班）和正式初中（仍然是一所普通初中），于1972年底毕业。在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能学到些什么不言而喻，不过增设的“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和与之配套的学工、学农的短暂实践倒也让我们感到新鲜；1971年的长途行军“野营拉练”（响应备战号召）更让人印象深刻。我学习上没啥天赋却还算努力，在小学、初中担任过“科代表”和“学习委员”，也得了一些“三好”“五好”“积极分子”奖状。1971年高中开始恢复，免考但需要申请，有年龄和政审条件；次年底重庆市进行了文革中的首次中考，据说是13%的录取率，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而大部分同学则根据家庭情况上山下乡或在家待业。

1973年初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抓国民经济，并力图将教育事业推上正轨。73年春天我进入高中，到夏季应届毕业生也升入高中，我们比应届生多读了半年，但统称为高75届（1964年小学改为五年制，且夏季招生他们便追了上来）。大家特别珍惜继续学习的机会，虽然这年六月张铁生一封致“尊敬的领导”的信给高考正规化泼了冷水（当时为推荐加考试），但却没有浇灭同学们的直接高考梦。我读的高中虽然也普通，但老师很敬业、同学们也很努力，期间为离家稍近节约时间我转了一次学。我的高中成绩还算不错，我的作文曾被老师在课堂上当作范例点评，因为试卷全对被扣了一分，我找过化学老师“论理”（回答是怕我骄傲），物理老师也在课后免费为我们几位成绩好的同学“开小灶”，毕业时教学大楼的墙面还有我画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受大环境的影响，1975年我们这批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还是走了“上山下乡”之路。为避免“街革委”对家人的“热心”动员，我主动写了申请书、去派出所下了户口，在7月初某个清晨的锣鼓声中，我们十三位来自不同学校、被安排在同一“知青点”（开始由分散插队改为集中居住）的毕业生翻上了货车尾厢，行李中夹着几本书，是年我刚十九岁。那时交通不便，车到大山脚下的巴县接龙区某公社时已近黄昏，吃过饭一行人便背上行囊由老农领着向半山腰上爬。就在这年年底，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农村三年的“再教育”对我们的影响着实不小，我们生产队田少土多有做不完的农活，还要开荒放炮挖沟种果树（那地方后来叫果园），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自不待言。即便如此，我也没敢忘记班主任苏亚筠老师的嘱咐：“知识将来一定会用得上的！”那时收工后在油灯下读书是我最惬意的时光，尽管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下乡三年中，我曾有过一次在公社中学做“代课教师”（老师生病了）的机会，我在讲台上使出了浑身解数，孩子们好奇与渴望的眼神深深打动了我，也使我思考了许多。遗憾的是，苦于无人指导，自己在农村读书缺乏系统性。

△我的准考证（1978）

1976年“四人帮”倒台，百废待兴，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促使了1977年高考恢复，考生来自社会和应届高中毕业生。这次考试后，我有幸参加了录取前的体检，但满怀信心却只等来愿否到某中师读书的询问，我谢绝了。1978年的高考，我如愿以偿收到了《四川大学录取通知书》，入学体检时1.72米高的我体重刚过50公斤，其间的曲折与滋味唯我自知。1978年10月，告别了知青生涯的我，走进了川大历史系，比77级入学晚了3个月。以我22岁的入学年龄在今天已然本科毕业，而当年的我在班上只能算是中等年龄。

2.难忘恩师的教诲

我的治学之路从上大学才真正开始，幸有老师们的耐心教诲。记得在新生入学见面会上，系副主任明清史专家柯建中教授讲了好些做学问的道理，其中一句我没齿难忘：“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希望我们不仅要有好的开始，更要一以贯之。若干年后，我又将这话讲给了我们的新生。此后的课堂上，有老师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左传》中齐国太史不畏权臣秉笔直书的故事，还有老师告诫我们治学之道需要循序渐进，“稍安勿躁”……；这让我对史学有了由衷的敬畏、对治史有了初步的认识，持之以恒，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系上不仅为我们安排了强大的教师阵容，还制定了周密的教学计划，有必修课10门、选修课17门、4门公共课，以及若干专题讲座。时值考古学专业恢复招生，出于对考古学的兴趣，我也有选择地去旁听。那时候，老师们倾其所有耳提面命，缪钺先生的博闻强记，徐中舒先生的渊博学识，童恩正先生的意气风发，卢剑波先生的语言天赋，隗瀛涛先生的慷慨雄辩，胡昭曦先生的儒雅善导……，能耳闻目睹先生们的风采，何其有幸！同学们更是学得用心，只争朝夕，从早到晚，教室与图书馆座无虚席。

△历史专业的课表（1978-1982）

教我们《中国历史文选》的是杨耀坤教授与吴天墀教授，前者专长魏晋南北朝史，后者于西夏史建树颇丰。在杨老师帮助下我理解了王国维先生借喻的治学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还领悟了他为人师表的一丝不苟，记得有次课后我向他请教某语出处，他不太确定，说需要回去查查，第二周他找到我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感谢杨老师的以身作则，教我治学一定要严谨。

成恩元教授是我的论文导师，也为我们开设了《中国书画史》课程。他是裴文中的弟子、郑德坤的研究生，先生博学，集考古学家、文物收藏家、钱币学家和集邮家于一身，曾主持了邛崃龙兴寺等考古发掘。感谢成先生教会了我研究的方法，使我顺利完成了近万字的学年论文，4万字的毕业论文。前者探讨清初中国画复古主义产生的原因；后者是清初画家恽寿平研究，毕业后我从其中选了两章发表在中央美院学报《美术研究》（1994年3期）和《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7期）。我工作以后，还与成老师保持着书信往来。

大学毕业我26岁，分配到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任教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对此我有些始料未及，心目中原本是中国近代史，顿觉时空好遥远，但我服从了安排。那时的大学新教师要先做助教，然后才有资格晋升讲师，助教很忙，需要随堂听课、辅助教学，特别是要准备自己将来的教案。为此我先后听了胡长林（从西南师范学院临聘教世界古代史）和何殿之（教世界中世纪史）两位老师的课，并辅助他们教学。榜样的力量，无疑有助于我后来的独立任教。第二年，开始有了校地合作办的成人学历班，我被赶上了讲台，硬着头皮面对上百与自己年龄相当或稍长的学生，满是忐忑与拘谨。

在高校如何有效地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我们年轻教师的难题。其矛盾有二：一是，科研需要时间积累，而任课却常常根据需要安排；二是，即便你的研究与教学在同一领域，也往往苦于如何选题。这时我有幸遇上了刘家和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家和教授应邀来我系讲座，他专长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正是我所授的课程。讲座中，他分析教学与科研的辨证关系：只要你用心教学，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既有利于教学内容的深化，也便是你的科研成果。从此，茅塞顿开的我，便将重点放在了教学的难点古希腊历史文化上。随后数年，便有了系列文章的发表，我的教学内容也有了深度。感谢刘家和先生的点化。

为深入了解希腊古典文明，我成功申报了校级项目《古希腊历史文化研究》，又做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王敦书教授的国内访问学者，方向为《古代希腊、罗马历史及文化》。王老师是雷海宗先生的高足，精于古典文明研究。1993—1994学年，我在南开随研究生学习了王敦书先生的“世界古代史名著选读”（外语原著）、“古希腊罗马史专题”，余可先生的“基督教史”，李景云先生的“欧洲中世纪史专题”等课程。一年下来，完成了4篇论文（随后发表了3篇）。回学校后不久，我便开设了选修课《希腊古典文明研究》，不久该课便成了热门。感谢王敦书先生的接纳与教诲，使延误学历深造机会的我得以通过访学得到学业提升。

△王敦书先生与我（1994）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陈丽琼先生是我川大时《中国陶瓷史》老师，著名陶瓷专家，常年工作在考古发掘与博物馆工作的第一线。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级文物“滇王印”便是由她们团队在云南考古发现的。1983年，她主持重庆南岸涂山窑发掘时，还邀我前往考察。1982年，她应邀到川大为考古专业开课我旁听，其间还带我们到彭州窑考察。后来，她作为重庆师范大学外聘教授，指导了三届考古学研究生。时至今日，我们仍有往来，能有她手把手教我触摸不同时代的陶瓷碎片堪称幸事。而今九十有四的老师仍笔耕不辍，在她面前我时时汗颜。

△我的川大老师们（1982）

3.教学与科研互动

通过多年努力，我逐渐形成了世界古代史，文博与美术考古，地方历史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四个教学与科研方向，并在教学与科研的互动中获益匪浅。

（一）世界古代史。我任教本科《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希腊古典文明研究》课程，参编古代史教材一部；并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世界史前沿问题研究》（古代部分）《世界古代文明研究》课程。我将科研重点放在希腊古典文明上，深入探讨古希腊历史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并就此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中国钱币》《古典学评论》等发表论文近20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3篇；在此基础上独撰了20余万字专著《古希腊文明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该书获得了重庆市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1.8)，就全方位探讨古希腊文化而言，该书为国内业界首见。

（二）文博与美术考古。我先后为本院和美术学院本科生开出过《中国美术史》《艺术概论》《世界美术史》课程；为硕士研究生开出了《美术考古与美术史》《中国传统绘画与书法艺术》课程。长期担任考古学硕士点领衔导师，致力于考古学博士点申报，主持了校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工作。我以美术考古与文博为研究重点，担任教材《美术鉴赏》（重大出版社2002年）主审，在《美术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四川文物》《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中外美术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论文十余篇，内容涉及人物、流派研究，高校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建设，传统街区保护、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保护等。

（三）地方历史与文化。我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三峡文化研究》课程，曾任市人文重点研究基地“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以川江航运与三峡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在《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南大学学报》《中华文化论坛》《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等发表相关论文30余篇，主持完成了重庆市教委项目“川江航运文化研究”，并独撰20余万字的《川江航运文化研究》（言实出版社2009年），是业界首部从文化角度系统探讨川江航运文化的专著，该书获得重庆市政府社会科学优秀奖三等奖(2011年)。此外，我参与撰写的著作分获重庆市政府社会科学奖项的有：《中国历史文化》三等奖(2001年，3/5)；《中国三峡文化史》三等奖(2005年，3/5)；《三峡文明史》三等奖(2009年，3/5)；《三峡学》二等奖(2011年，3/5）；《重庆移民史》一等奖(2018年，4/5)。还参与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重庆卷》（中华书局2014年），《四川历史辞典》（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重庆大事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建国以来重庆经济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91年）等的撰写。

△我的部分获奖证书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我作为学校“重庆城市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负责人，长期从事区域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重点在环三峡地区远古巫文化遗产的研究上。为此，我先后成功申报并主持了重庆市重点项目《巫巴山地远古巫文化研究》（2010年）与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环三峡地区远古巫文化探究》（2016年）；在完成两个项目的十来年内，于《宗教学研究》《中华文化论坛》《重庆社会科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三峡大学学报》《重庆三峡学院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其中一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并与何瑛副教授合作撰写了三十余万字专著《环三峡地区远古巫文化探究》（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书是业界系统研究该地区远古巫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首部专著。

4.教学法需要研究

研究教学方法，对高校教师而言十分重要，它有利于提高其教学水平与教学管理水平。我曾担任教学副院长多年（1997年—2024年），也主持过学校的教研项目，深感教学研究的意义重大。

作为教师，你对课程的熟悉度、你对教材的解读方式、以及你对学生所持的态度，都会影响到学生对你的评价；而历届学生对你教学评价的总和，亦大致可以反映出你的教学水平。以上诸方面都可以通过对教学方法的研究得到提升。

首先是教学技能的培养。我毕业于非师范院校，没学过教育学、心理学，也没有中学实习的经验，从教初期，无疑为我的课堂教学带来不少尴尬。为改变现状，我除了自学相关书籍外，还通过观摩老教师上课，向学生征求意见提高自己。除对照期末教务处反馈意见认真自查外，我还持续多年收集学生对我课堂教学的意见和建议，方法是利用期末最后一堂课的剩余时间，以无记名方式向同学们征求意见，没有了压力大家畅所欲言，我也听到了对我的真实评价。在此基础上我闻过则喜、有则改之、从善如流，也逐渐明白了教学相长的道理，慢慢地我的课程受到了学生与校督导组的好评。为此，我要真诚地感谢给予我帮助的老师和全体同学。

其次是教学理论的研究。提升教学水平，除教学技能外还应包括深化教学理论，我对此的探讨涉及以下方面：对教育之道与教师之道的认知、对学生历史意识及问题意识的培养、对教学方法的借鉴、师范生历史教育与高中历史教育的关系、以及研究生教育等方面。我先后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耕耘集》《论跨越式发展的研究生教育》等不同刊物与论文集中独著、合著发表了教研论文十余篇，其中《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一篇，主持或参与教改项目多项。我们的教研成果分别获得了重庆市政府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校地合作、面向基层——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人才培养新模式》（2009年，1/5），二等奖《世界历史课程体系创新与教学特色》（2005年，3/5)各一次。同时，作为指导教师，自己所辅导的学生团队在参加“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与学术作品竞赛时，先后获得重庆市一等奖（2009年），二等奖（2017年）各一项。

我想，治学的过程即是教师的“修心”过程，它需要遵从为师之道。我从两个方面理解“师道”具有的尊严，一是“师道”即教育事业，它是立国之本；二是“师道”是为师之道，是教师的职业操守。教师内在的“修心”（师德师风）与外在的“修身”（教学、科研）是相辅相成的，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我的尽力而为，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先后获得了多项校级荣誉：如优秀教师（1996年，2010年，2011年，2017年）；师德标兵（2014年）；最受毕业生欢迎的教师（2012届，2018届，2019届，2020届）；教学优秀奖（2012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2020届）等。我珍惜这些荣誉，因为它们是对我为师之道的肯定。为此，我要感谢自己这些年来的努力，感谢同事们的帮助和学生的鼓励。

△我的部分荣誉证书

5.治学与其他工作

我在重庆师范大学工作了39年，从1982年初为人师到2021年光荣退休，见证了学校与学院日新月异的发展。系科变成了学院，教职工从不足30人发展到近70人，有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培养序列；我自己也经历了由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乃至二级教授的晋升。在此过程中，我的治学之路也因为职务担当或社会活动受过不小的影响，总结经验我认为至少有两对矛盾需要认真考量。

一是治学与行政工作的矛盾。从1996年起到2013年，我因大家信任成了教学、行政“双肩挑”教师，先后担任过系工会主席、系副主任、总支书记、学院院长等职；经历了诸如教学改革、学校搬迁、国家本科教学与学科评估、人文社科基地申报、硕士点申报、博士点申报等一系列大事，并负责学院常规管理工作。能参与学校的成长、为学院的发展尽微薄之力我深感荣幸，但也无法否认行政工作对自己教学、科研影响的客观存在，主要体现为时间与精力的压缩与碎片化。如何有效地进行时间管理至关重要，为此我找到了通过合理分工，让时间与精力聚零为整的方法。

二是治学与社会兼职的矛盾。我曾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也是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市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成员，重庆市第二届城市规划委员会、重庆市第二、三届文物保护单位评审委员会、重庆市政府采购项目评审专家；并不时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通讯鉴定、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通讯评审、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评审、优秀成果评奖、外校硕博论文评审及答辩等活动。此外，还在一些学会、研究会兼职和大学兼职教授。服务社会是我们的职责，也体现出社会对自己的认可，但同时你将会有不少精力和治学时间耗在社会活动中。对此，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协调与处理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书山之路，虽然在这条路上我步履蹒跚，但却无怨无悔。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我欣慰自己坚持了初心，欣慰有家人的一路相伴。我要真诚地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他们都是我的榜样；要感谢与我一道工作的同事，他们给了我不少帮助；还要感谢我所教过的所有学生，他们让我明白了教学相长的道理。

书山有路，学无止境，我当且行且珍惜。

2025年4月6日

排版丨叶荣昕

监制丨谭杨 要继轩 康馨予

指导老师丨唐春生